一张照片，如何改变历史？ 2010年12月，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拐角，英国记者安妮特·威瑟里奇和她的摄影师拍下了一张看似普通的合影：英国安德鲁王子与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并肩行走。 当时没人能预料，这张照片会成为撬动整个爱泼斯坦性交易帝国和王室丑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15年后的今天，作为唯一在场的媒体见证者，安妮特首次向《镜报》完整披露了那个“历史性日子”的每一个细节，并向当年守护在王子身边的王室安保人员发出了公开呼吁：是时候说出你们看到的一切了。 她的讲述，不仅还原了拍摄现场，更揭开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那些经验丰富的警官，为何在目睹女孩频繁进出爱泼斯坦豪宅后，集体保持了长达十余年的沉默？
展开剩余84%安妮特·威瑟里奇在纽约当了24年记者，为《镜报》和《星期日镜报》报道过无数大新闻。 但2010年冬天的那次任务，注定成为她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 她接到线报，得知安德鲁王子人在纽约。 她和摄影师杰·唐纳利一路追踪，最终锁定了爱泼斯坦位于中央公园附近的豪宅。 安妮特当时心里直犯嘀咕：“他（安德鲁）不至于蠢到还住在爱泼斯坦那里吧？ ”但路边停着的一辆纽约警察局的卧底警车，以及从对讲机里传出的清晰英国口音，让她确信，自己找对了地方。
蹲守从上午开始。 上午11点20分，安妮特看到导演伍迪·艾伦和他的妻子走进了那栋房子，她起初误以为是一位老人和他的护工。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进去吃百吉饼的。 到了下午1点，安妮特和杰就坐在房子正门外，毫无隐蔽可言。 她把车窗降下一条缝，听到了那些带着英国口音的对话——是皇家护卫队。 她清晰地听到一名安保人员说：“要是他擅自乱跑怎么办？ ”后面的回答被风吹散，没听清。 但就在一两分钟后，前门突然打开，安德鲁和爱泼斯坦一起走了出来。 安妮特的第一印象是：“安德鲁的头发比我想象中要花白得多。 ”
接下来就是决定性的追逐。 安妮特和杰开车跟了上去，她当时就喊：“天哪，是他！ ”他们开车到第五大道的拐角，看到安德鲁和爱泼斯坦右拐进入中央公园方向，当时正值圣诞交通拥堵。摄影师杰·唐纳利冲下车，抢先跑到中央公园入口处，举起相机，拍下了那张后来举世闻名的照片。 大约20分钟后，安德鲁和爱泼斯坦回到了住所。 安妮特回忆说：“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这张照片后来会变得如此关键。 ”她坦言，按下快门时，她并不知道这件事会有如此重大的影响。
如今，这张照片被公认为“铁证”。 安妮特强调，如果没有它，安德鲁可以一直否认与爱泼斯坦的关联，外界也无法证实。 正是这张照片，促使弗吉妮娅·罗伯茨（后改姓朱弗尔）在多年后鼓起勇气站出来发声，指控爱泼斯坦在她17岁时将她贩卖给安德鲁王子。 整件事像雪崩一样开始曝光。 朱弗尔女士于2025年4月不幸自尽身亡，但她的指控以及后续数百万页爱泼斯坦文件的公布，让丑闻持续发酵。
现在，安妮特将目光投向了当年在场的另一群人——安德鲁的王室安保人员。 她公开呼吁：“那些警员……他们现在应该开口了。 我常常在想，他们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 为什么从未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 我希望他们现在能这么做。他们可以填补许许多多的信息空白。 ”在她看来，这些经验丰富的警官不可能对当时的情况一无所知。
安妮特在蹲守时观察到了一个持续不断的现象：有女孩频繁进出爱泼斯坦的豪宅。 她描述道：“几乎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有人来，她们不化妆，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帽子和兜帽。 ”她和同事当时就在想，这些女孩为什么会在这里？ 到底在做什么？ 她坚信，那些驻守的警官心里肯定也有同样的疑问。
安妮特推测，安保人员的沉默可能有复杂的原因：“我能理解皇家护卫队当时为什么没有对安德鲁说什么。 这些人，这些经验丰富的警官，你会以为他们什么场面都见过了。 但当时有太多女孩进出那栋房子，她们的年龄处于灰色地带。 也许这些警官自己也有同龄的女儿，他们对眼前所见的一切感到极度厌恶。 ”
整个事件的影响如同滚雪球。 那张照片直接导致了安德鲁在2019年接受了那场灾难性的BBC《新闻之夜》采访，他在采访中的表现广受批评，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声誉。 随后，爱泼斯坦于2019年7月被捕，同年8月在狱中死亡。 他的长期同伙吉斯莱恩·麦克斯韦于2021年被定罪，罪名是为爱泼斯坦物色、诱骗并调教未成年少女，目前正在服20年刑期。 安德鲁本人则因舆论压力，被剥夺了王室头衔和军衔，并被要求搬离温莎的住所。 2026年2月，他更因涉嫌在公职期间行为不当（被指向爱泼斯坦转发官方简报）而被捕，再次震惊世界。
有趣的是，安妮特·威瑟里奇本人也出现在了后来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 她说文件里有一大堆邮件，其中一封写道：“要是那个安妮特·威瑟里奇再敢来敲我的门……”这从侧面印证了她当年为了追查真相，进行了多么深入的调查。 她透露，在弗吉妮娅·罗伯茨站出来后，她给吉斯莱恩·麦克斯韦的团队发过律师函要求回应，这封信经过层层转递，最后到了安德鲁手上，据说安德鲁当时抱怨：“我再也受不了这些事了。 ”
在采访中，安妮特出人意料地流露出对吉斯莱恩·麦克斯韦的复杂情绪，甚至有一丝同情。 她回忆，多年前在《镜报》工作时就见过麦克斯韦，当时麦克斯韦的父亲罗伯特·麦克斯韦是报纸老板，吉斯莱恩经常趾高气扬地走进办公室索要难买的演唱会门票或要求会见明星。 安妮特说：“就算在那时候，她这人也已经很糟糕了。 ”但她话锋一转：“可之后她认识了爱泼斯坦，他能给她想要的一切——物质，财富，名望。 但她又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有些时候——虽然这话听着很过分——我还是有点同情她。 到头来，只有她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罪责。 ”
不过，安妮特并没有让这种同情模糊是非。 她紧接着反思：“可我反过来又会想：她明明是个成年女性，却去欺负那些小女孩。 她们信任她，把她当成姐姐，可她却利用并伤害了她们。 ”这种矛盾的看法，揭示了这桩丑闻中复杂的权力、诱惑与背叛关系。
安妮特的呼吁和回忆，将公众的视线再次拉回到那个最初的起点——2010年纽约的那个冬天，以及那些可能掌握更多内情却始终缄默的现场目击者。 随着安德鲁的法律麻烦不断升级，以及爱泼斯坦案更多档案的公开，这些沉默的安保人员是否会最终打破沉默，成为解开更多谜团的关键，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历史是由证据和见证构成的，而有些见证，已经沉默了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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